回望褚桂柏先生的光辉一生，不得不提及他与中国航天事业早期那段紧密相连的辉煌岁月。1963年初，正值国家航天事业的初创阶段，国务院高瞻远瞩，决定将具有深厚技术底蕴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制，以加速我国航天技术的研发进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上，钱学森先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建议：从上海机电设计院选派4名年轻有为的技术骨干，赴京加入国防部五院，由他亲自指导，开展人造卫星研究的先期准备工作。这一建议迅速得到了响应，上海机电设计院随即派出了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和褚桂柏四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们满怀激情与梦想，组成了一支充满朝气的研究小组，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征途。

在北京，钱学森先生以他那和蔼可亲而又严谨治学的态度，亲切地向“四人小组”阐述了他们的使命与责任。他承诺，将在接下来的一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里，亲自指导他们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广泛收集和学习国外人造卫星及其他航天器的技术资料，紧密跟踪国际宇航技术的发展动态，并在此基础上，科学编制出我国卫星和空间技术的发展规划。

钱学森先生虽然公务繁忙，但他始终将培养年轻人才放在首位，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召见“四人小组”，这一习惯从未间断。每次会议都持续2至3.5小时不等，先由组长孔祥言详细汇报一周的工作进展，包括新收集的参考资料名称、内容概要、学习心得、遇到的难题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随后，钱学森先生会耐心地指导他们如何更有效地学习和分析资料，并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问题，鼓励他们带着问题深入学习，从而加深对航天技术的理解和掌握。

在钱学森先生的精心策划下，“四人小组”的生活和工作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每周有一半的时间会在国防部五院情报所度过，这里为他们配备了专用的办公室，并指派了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协助他们，从浩瀚的图书馆和资料室中查找、借阅所需的文献资料。情报所的支持，无疑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加速了他们对航天知识的积累和掌握。

经过钱学森先生的悉心培养和“四人小组”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在1963年的秋天，完成了一份虽然略显粗糙但意义重大的《中国1964—1973年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这份草案不仅凝聚了“四人小组”的智慧和汗水，更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在规划层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或许正是我国航天发展史上最早的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航天”一词的提出，更是钱学森先生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介绍，1967年9月11日，在返回式卫星方案论证会（即“9·11会议”）的开幕式上，钱学森先生首次公开提出了“航天”一词，这一术语的提出，迅速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成为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标志性词汇。

在后来的工作中，钱学森先生还通过书信等方式，与包括褚桂柏在内的众多航天工作者深入探讨了“航天”及相关概念的科学界定。在给褚桂柏的回信中，他明确指出：“（行）星际空间指的是太阳系内的空间，而宇宙空间则是指太阳系外的空间。行星际航行即太阳系内的飞行，宇宙航行则是指太阳系外的飞行，这两者统称为航天。在术语使用上，我们应使用‘航天技术’而非‘宇宙空间技术’，以避免夸大其词。”这些精准而深刻的阐述，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术语规范和发展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钱学森先生还进一步界定了航空、航天、航宇的范围，将它们分别定义为大气层以内、大气层以外太阳系以内、太阳系以外的飞行活动，并译定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专业名词，如将“宇航员”、“太空人”等统一为“航天员”，这些术语的规范使用，不仅提升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国际化水平，也为后续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指导。